瞰法｜那些青年时的构想，他们正在变为现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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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深秋，熊定中已经从清华法学院毕业8年了。从德国留学回来后，他便一直在从事律师工作。
有一些对现状的不满缠绕着他，他想找人聊一聊。
清华法学院1999年开始正式招收本科生，每届只有六七十名学生。毕业生少有选择做律师的，大部分进入了企业、政府、法检等岗位。
熊定中作为第二届入学的学生，算得上兄长。他召集了北京散落各处做律师尤其是诉讼律师的校友，在清华南门外的一个饭馆里聚会。
一共来了12人，基本上就是这些年还在北京做诉讼律师的校友了。
“压力挺大的。今年的任务是200万，到现在只做了80万，年底了，得四处催款去。”
“我住在西南五环，上班在东北四环，每天穿城而过，在北京的堵车长龙里看万家灯火，感觉生命都耗在汽车尾气里了。”
有女生叹了口气，十分纠结：“家里催我要孩子，可哪敢要啊，工作常常是朝九晚十，生一个娃扔给父母带，又觉得不负责任。”
熊定中听着，这些“不满”，看来大家都类似。
他想起自己在律所年会上的各种“虚与委蛇”，大伙儿敬酒，自己也不得不敬，说每个部门要出节目，就不得不随大流去排练。但是一个律所的年会为什么要唱歌跳舞？律师的时间就是生产资料，为什么要把生产资料投入到这种跟业务一毛钱关系没有的事情上？而且歌唱得好舞跳得好，能证明律师业务做得好吗？但却有人通过这个环节获取了不公正的展现机会。
他觉得这不合理。
大家在酒桌上开着玩笑嚷嚷着：不如我们自己做个“不同的律所”吧！再也不用大清早赶地铁那种！
半真半假，听了就忘了。酒毕，散场，离去，各自又回到各自的轨道上。那12个律师里面，有一些人又陆陆续续回了大公司、体制内，毕竟生活安定，还是大部分人会做的选择。
工作多年，个性依然挂在脸上。他对专业有自己的追求，在互联网法律领域也越来越小有名气，把专业越走越深，参与立法，用新的规则去填平自己的不满，成为一个专业大咖——这是他可以预见的执业道路。
但此刻，他觉得肩膀上萌生了另外一种责任。
这个行业里，竟然没什么更多的选择。每个助理都在通勤的路上叫苦不迭，每个律师都在为业绩奔忙，每个合伙人都在应付着各种交际应酬。
没有选择，是一件很蠢的事。有能力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别的选择，那是更蠢的事。
邱静一脸黑线，我这既没辞职，又挺着大肚子，就直接到了拍照环节啦？
挂了电话，她摇了摇头：这就是她这位师兄的风格了。
邱静入校时，熊定中已经大四了，熊担任着法学院女足教练，邱静这个四川辣妹子，在入学前从来没踢过足球，现在成了女足的一员。好在她体力好，敢跑敢冲，从后卫很快踢到前锋，跟随法学院女足队征战，拿回来不少冠亚军。
熊定中在她眼里是一个非常让人“服气”的教练。很厉害，很较真，每次一练几个小时，动作一定要练到标准，该完成的训练量必须要完成。除了体能、技术，还得不断给一群叽叽喳喳的女生讲战术，讲配合。
“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，有威信，也有办法把我们带成一个很团结很敢拼的队伍。”
熊定中既是院男足的一名成员，也是女足的教练。男足“小系乙组”都冲不出线，女足却一直是他的骄傲。
面对师兄的召唤，她几乎想也没想，就决定要一起干了。
何况这些年，她一直是最坚定地要做诉讼律师的那个。选择法律就是为了上法庭，在校期间她选修的几乎全是实务课，毕业时啥工作也没找，户口也不要，拿了2500工资，就进了律所。
在那个年代，这个工资几乎是整个年级毕业生里最低的。
“想做的就是那件事，我不care起点在哪里，但是我要坚定地去走。”
等邱静生完孩子，还没出产假，就辞了职，赶紧到清法报到了。
这个时候，熊定中、宋博、郑厚哲三个人，已经把清法张罗得不错。
宋博是熊定中的本科同学，毕业后进入企业做法务，之间和熊有过项目上的合作。她的父母亲是国企员工，经历了90年代的“下岗”，她对于“一眼能望到头的工作”有一种深层次的焦虑感。
于是在那个时间她离开国企，和熊定中成为一个团队。
同时的还有郑厚哲。在2012年的那次聚会之前，他已经对熊定中这位“厉害”的师兄印象深刻。05年他入校时，辅导员就请熊定中返校来做过分享，他觉得辅导员能相中的人，应该差不了。
后来的一次法学院女足的重要比赛，郑厚哲作为观众正等着开场，却发现不知从哪杀出一位“程咬金”，把教练给训了个劈头盖脸，准备不充分啦，训练不到位啦，纪律不佳啦……教练黑着脸埋着头被一通训，周围的人都问“这人谁啊？”这人就是熊定中。
郑厚哲毕业后就进入天同律师事务所，一直很有干劲。但在2012年底，他因家庭发生变故，选择了辞职，打算换一种生活状态。
熊定中、宋博、郑厚哲，三个人各有特点。熊的业务做得非常突出，发展迅速；郑熟悉公司化律所的管理机制；宋则有企业的管理经验。三个人组合后，成立清法律师团，为了学习律所管理，又特意加入了一家律所，熊定中成为管理合伙人，主动分管财务，其实就是在留意律所运营中的各类行政财务制度。
随着邱静、刘洋、周颖、冯越洋等人的加入，队伍力量越来越壮大，业绩增长也很快。“做一个不同的律师事务所”的愿景，开始逐渐成型。
2016年1月，在泰国普吉岛Laguna悦椿度假村5926号别墅1层，团队八人，以七票赞成，一票弃权，通过了“设立一个新的律师事务所”的提案。
核名，审批，9月28日，清律律师事务所正式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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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最初的那些愿景，清律把自己的slogan确定为“我们会不同”。
这首先是一个集体概念，“我们”。“会”则意味着是一个持续进行时，面向未来。“不同”，则意味着“对现状积极的不满”。
“积极”，就是积极地去做。能改变什么，就去做什么。不能改变大环境，就先改变微观环境。
这很“清华”，不停留在口号上，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想尽办法去推进。
他们首先把年会改了。“表演”形式是案件复盘，律师们拿出最得意的案子，精彩地讲出来。评选“清律之星”，给予很高额的奖金。
主办律师也没有任何业绩要求。“我们要能允许‘我收入很低，但我不在乎’的这类律师存在，只要她/他足够专业。”熊定中如是说。
清律应该是自由、包容的。
而另一个最初的愿景，远程办公，则要审慎得多。
起初熊定中只是在自己的团队小范围试验。他不断地催促团队律师：快给我滚回家办公！
邱静在那时还是熊定中团队成员，她第一批回家办公。刚开始很不适应，每天伴随着几个月孩子的哭闹声，完全找不到工作状态。
但慢慢的，她发现自己变成了一种结果导向型思维。以前在办公室，反正8小时总要坐满，没那么顾及效率。现在工作任务派过来了，要求1天内完成，她便会想办法赶快做完，就能零负担地和小朋友玩耍去。逐渐地，也找到一些切分时间段的办法，在一些时间集中处理某一类事务，孩子在外哭闹由老人安抚。高效完成后，就能享受一段很放松的亲情时光。
几年之后，她又生了第二个孩子，工作和家庭平衡得很好。
熊定中也在这种模式试验中看到好处：律师们的有效工作时间实际变长了。早上女生妆都不用化，坐到电脑前就能开始工作。有时事情太多，工作到晚上七八点也不觉得有什么，因为平常这个时间还在痛苦地通勤。休息得到保证，状态也更好了。
清律律师事务所成立后，更多合伙人加入，团队之间开始有了比较效仿，大家考虑在全所层面推行。
沟通效率是首要问题。人的交流除了语言文字，还有很多表情、动作、语气的微妙传达，当成了远程，沟通就必须很接近机器人，指令要非常精准。
在办公协同上，所里选择了一套业务管理系统，任务的分发、提交全部通过系统记录管理。
最大的挑战其实在于合伙人。
看不到助理在干嘛，是在玩还是在干我交给他的活？助理果然管不好自己，沟通也老是不顺畅，我们还是集中办公吧！“不确定性”和“焦虑感”让人很容易退回舒适区。
“老板们要转换思路。你不要关注他在干什么，要关注他能不能准时给你产出，结果好不好。你的客户有没有担心过，说律师你没有在我的公司呆着，你会不会准时给我东西？客户如果不担心你，你为什么担心你的助理？这是合伙人心里的结。
“第二，你自己得有管理项目的能力，你得准时合适地把工作派出去，至于说他剩下的时间在干什么不用去管。如果你担心他，你就得培养好他，让他的责任心足以保证他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，也能够准时给出好的工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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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的初心，都在一个个变成现实。清律也逐渐驶上快车道。不仅合伙人从最早期的清华校友，开始有了更多元的构成；而且上海分所的设立，也意味着清律从地区所迈出了地域所的第一步。但大家依然赞成同一种文化，支持多样化的生存状态，而这种文化和多样的状态又是自由的，积极向上的。
“我希望能够告诉这个行业，年轻人可以不必做那些你不信任的事情。你并不一定要追求业绩；不一定要做一个高大上浮夸的年会；不一定要挤公交加班。你只要有能力，就可以有选择，而不是被传统裹挟得无路可走。这个选择不是一个空想的结果，不是一帮人乌托邦地干一些很理想主义的事情，而是它真的可以在商业社会里正常地存在，而且有竞争力。”熊定中说。
郑厚哲小声叨咕了一句：“也有可能你发现干着干着，就变成了当年自己讨厌的样子，然后对于当年那个讨厌的状态有了更多的理解跟包容。”
你“在看”我吗？